家庭农场与农村老年人口照料贫困——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与家庭农场监测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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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农场与农村老年人口照料贫困——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与家庭农场监测的经验证据 2022-07-26 摘要：结合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以及加速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强新时代老龄群体工作，健全特殊群体农村老人的保障体系必是题中之义。照料贫困作为中国保障民生的重大社会政策问题，急需得到更多的政策关注。本文基于 CFPS（2018 年）微观数据，结合区域层面的宏观项目，实证检验了家庭农场对照料贫困的影响程度与机制作用。研究结果发现，加快培育、发展家庭农场有利于改善农村老人的照料贫困状况，对农村老人的经济、健康以及心理减贫均有不同幅度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显示：针对健康程度不同的老人，家庭农场的减贫功能出现不一致性。家庭农场对农村半失能老人的健康贫困缓解具有更为鲜明的作用，对农村失能老人的精神贫困抑制作用更为强烈。作用机理研究表明，家庭农场可以通过创收效应、劳动调配、社会信任三种路径间接调节农村老人照料（经济）贫困、照料（健康）贫困、照料（心理）贫困。整体而言，家庭农场能够通过增收途径显著缓解农村老人照料（多维）贫困，其余两种途径调节效应不够明显。因此，未来决策层除了关注家庭农场的创收效应，持续推进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目标的同时，也应该进一步挖掘家庭农场的社会功能，为推进健康老龄化提供多元化践行路径。

　关键词：家庭农场，照料贫困，乡村振兴，养老反馈，农村老人照料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研究”（20AZD079）。

　1 问题的提出 “照料贫困”一词最早来源于欧洲国家单亲妈妈在儿童日常照料中的难题，是指由于护理服务资源无法满足照料需求而导致的各种困境[1] 。照料贫困的实质是源于缺乏时间、资金、技能等照料资本的不足，是一种服务的贫困。照料贫困的蔓延不仅会让缺少照料服务的老人生活质量显著降低，并且还会使得部分老人增加负面情绪。因照料不足引发的消极自我感化，极易从物质与精神等层面增加易返贫群体与边缘群体中的老年人口返贫致贫风险，阻滞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从而限制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局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带来负面影响。

　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多位纵深式发展”这一严峻的现实条件下[2] ，老年照料问题俨然成为一个突出的现实问题，老年照料议题因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2001 年 7 月，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首次提出加大老年护理服务建设，“初步形成以社区为基础，提供全方位、多层次服务的老年护理服务体系”。2021 年 11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提出要注重居家社区护理服务模式的创新。结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建设，鼓励以村级邻里互助点、农村幸福院为依托发展互助式养老服务。2022 年 2 月，《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的通知》指出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居家养老支持力度。这一系列老龄政策的递延出台，表明中国政府正紧紧围绕着新时代老龄养老保障体系中最为薄弱的农村环节深化改革，

　瞄准农村老年人的照料需求，强化老年人照料服务质量。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家庭照料功能虽然式微，但在农村地区市场养老供给不足、供给质量不高、区域服务均等化存在差异等现实照料窘境下，家庭照料仍然是农村地区老人照料的主流模式[3-4] 。

　在“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换的过程中，中国的“新三代”中青年子代逐渐“离土离乡”，对农村父母的照料义务和赡养责任，形成一种“远空间距离”的新型照料模式。但这种照料模式较多停留于经济支持，并不能对老人的健康与心理给予较高的关注程度，使得农村家庭养老风险和负担急剧上升，对农村老人陷入照料困境产生了实质影响。由此，本文基于坚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的政策背景，中国亟须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现实国情，从子代依托家庭生命周期进行经济抉择的前提下，依托“养老反馈”的代际照料视角，深入考察家庭农场与农村老人照料贫困的影响以及理论机制，既利于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及时针对“后扶贫时代”的主要对象农村老人填补“政策短板”，为农村老人创造充足的探视和照料条件提供可靠路径，也利于为“新乡贤”群体平衡“照料—工作”矛盾拓展新的工作模式，减轻城市养老负担的同时，解决当下农村“空心化”积弊，激发农村内生动力，提升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缓解城乡贫富差距。基于上述分析，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最新一期（2018 年）的微观数据，结合宏观层面的对应时期的家庭农场调查样本，从总体层面和异质层面评估了家庭农场对农村老人照料贫困的相关影响与理论机制，为缓解农村老年贫困治理的相应挑战，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和构建解决长期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发挥“靶向治疗”，开辟了新的研究思路。

　2 文献回顾与理论机制 2.1 文献回顾 农村老人作为社会中的特殊群体，由于自身特点使其在减贫中拥有重要地位。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政策背景下，结合人口深度老龄化的严峻趋势，对农村老年致贫因素予以深度关注，探索更加完善的保障型扶贫政策，将有效持续推动脱贫地区经济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

　梳理过往文献，中国农村老年贫困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个体、社会、家庭三个方面。从个体角度出发，Rowntree 的生命周期理论发现，个体生命周期内的贫困风险呈 W 形变动，在儿童初期、初为父母、老年期三个阶段患贫风险最高，其中老年贫困现象尤为突出[5] 。在老年阶段，由于生理机能的衰退以及老年疾病等各种突发事件的增多，导致老年阶段的弊端结果不断显露[6] ，老年群体的增收能力显著下降 [7] 。老年人陷入贫困的触动力多数根植于以往的生活经历[8] ，相比于其他群体而言，健康对于老年人的福利水平影响很大，身体、心理保持健康能够显著提升农村老人的可持续生计能力，从而降低老年人的贫困发生率。

　农村老年贫困的成因除了考虑个人因素，也需注重农村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背景、正式制度安排的缺失、政府公共服务作用的薄弱和职能的缺位，这些都极大程度地削弱了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救济职能的准确性，让农村大部分贫困老人被排斥在制度保护之外[9] 。计划生育政策限制了赡养老人的子女数量，抑制了农村家庭自身养老的能力[10]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虽然能够有效减弱农村老年人陷入“贫困陷阱”的概率与可能性，但是养老金的发放规模离满足农村老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仍存在差距[11] ，容易造成一种“政策脱贫”“假性脱贫”的减贫幻象。此外，即便城乡医疗保险使得农村老年人陷入经济贫困和健康贫困的可能性显著下降，却不能发挥心理减贫作用[12] 。由此，在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家庭结

　构不断变迁的时代背景下，部分学者也从家庭结构和代际互动的角度，对农村老人的贫困问题展开进一步审视。

　以世界其他国家为参照，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不仅体现在老年人口规模庞大，还表现在老龄化的程度与加速趋势建立在目前比较薄弱的社会经济条件上[13] 。单从家庭结构而言，人口老龄化加剧了家庭劳动力的经济负担与心理压力，从而使得农村老年贫困问题愈加严重[14] 。从代际支持入手，对于高龄老人而言，子代与父母之间的代际支持，即是子代给予父母的赡养[15] 。在中国孝道文化与现存养老服务体系亟须完善的现实条件下，少数学者从子代提供代际支持的角度对农村老年贫困问题展开了新一轮探索[16] ，现有相关文献可以囊括为经济供养、健康关照、情感支持三个层面[17] 。

　在经济供养方面，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持续冲击着传统的“以土地为基础”和“以家庭为基础”的农村养老方式，这就要求农村老年人需要从子女那里获得必要的经济支持[18] 。但在子女数量与质量的反馈作用仍不明确的条件下，农村地区老年人能否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实现减贫尚不明朗。在健康关照方面，胡晨沛研究发现，子女照料能够提升农村老人参与社会活动和坚持身体锻炼的机会，从而使得老人的身体健康程度得到强化[19] 。但王萍等基于社会分离理论表示老人更加崇尚独立，子女对父母的“养老反馈”将会使得老年人增加压抑的情绪，从而不利于老人的身体健康[20] 。在情感支持方面，吴茜和姚乐野认为子代代际情感支持可以有效提升农村老人的心理健康[21] 。刘西国研究发现，子代的经济支持可以一定程度上代替精神赡养[22] 。Lillard 和 Willis 研究表明，在农村老人中，与配偶共同生活的农村老年人依靠子女能够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撑，但是子女提供的心理护理支持较弱[23] 。刘西国和赵莹研究则发现，家庭老人照料使得农村老人的身心压力陡增，降低了被照料失能老人的幸福感[24] 。

　子代与父代依靠血缘关系建立的网络，为农村老人提供了经济、健康、心理支持，为农村老人减贫提供了一定的支撑条件。但是这种支持仅聚焦于农村老人的减贫表层，并未基于“同群效应”对农村老人的自我评价予以关注，容易造成农村老人减贫疏漏，使得中国建立促进群众稳定脱贫和防范返贫的长效机制出现瞄准偏离。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青壮年农户外流，加剧了农村的“空心化”，导致农村出现大批的“空巢老人”。一般而言，农民工通过汇款可以增加农村老人的转移收入，有利于农村老人实现脱贫[25] ，但是也有研究认为，农民工的成年子女不仅增加了农村老年人的农业劳动负担，而且降低了老年人晚年的福利水平，使他们更容易成为边缘化和遭遇贫困的群体[26] 。由此能够看出，在城乡融合的大趋势下，子代通过外出务工方式提供的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的经济影响并非一概而论，子代提供的代际支持在老人经济、健康、心理等不同维度大概率存在异质表现。

　基于上述文献梳理可知，学者们不仅从单维视角考虑了农村老人的贫困表现，也从多维视角对农村老人的贫困成因进行了深度研究，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但上述研究结论仍存不足：第一，过往研究虽然立足于家庭养老仍占主流模式的农村地区，对子女代际支持农村老人的贫困表现展开研判，但是多数文献仅停留在描述或者分析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老人经济、精神、心理贫困的主观影响，并未依托加速推进乡村振兴与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背景，将子代对父代的照料支持与农村老人的贫困情况进行对接，从照料贫困这一新颖视角出发，对老年贫困的影响因素展开分析。第二，针对子女照料与老人贫困的相关研究，多数聚焦于全体农村老人，并未细分健康老人与失能老人的区别，健康程度不同的农村老人，必然需要子代提供不一致的回馈支持，使得子女代际支持对老人贫困的相关影响出现差异。第三，在子代外出务工对老人贫困影响出现分歧之际，考察以家庭农场为

　主要组成部分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村老人照料困境的相关研究十分匮乏。因此，本文以微观家庭为基础，结合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利用相关方法建立了照料贫困指标，检验了中国家庭农场对农村老人照料贫困的相关影响与理论机制。

　2.2 理论机制 “家庭农场”作为一个舶来词，源于 2008 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报告，在该份报告中党中央将其定义为农业规模化经营主体之一；并且在 2019 年 9 月经国务院同意，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1 部门和单位联合印发《关于实施家庭农场培育计划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加快培育一批规模适中、生产集约、管理先进、效益明显的家庭农场。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再次强调，突出抓好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两类经营主体，鼓励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壮大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组织，把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国务院《“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出要实施家庭农场培育计划，有效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完善家庭农场名录制度。自家庭农场成长以来，现有学者已对家庭农场在经济增长[27] 、农户收入 [28] 、金融支持 [29] 等层面的经济效应展开分析，但是并无学者考察在现有家庭农场距离适度规模经营仍存“远距离”的情况下，各区域家庭农场递增将对农户家庭产生何种影响，能否通过创业增收及促进家庭和谐等路径显著改善农村老人的照料贫困？ 培育壮大家庭农场是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和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代国家的重大农业政策导向和经济主战场。家庭农场作为一种创业行为，专业化水平更高，更加具备生态自觉性和合作意识。由此更容易通过“质量阶梯”，产生“创造性破坏”行为，为农业经济增长带来更多的发动力，也为前期农场主的家庭资源积累提供更多强力驱动。故本文认为，随着中国步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制度优势和辐射带动能力会得到充分释放，家庭农场将为农村地区经济注入新活力，可以通过以往产业创新中的三种主要路径，创业增收、劳动调配、社会信任中介机制提升农场主家庭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程度，从而对农村老人的照料贫困（收入、健康、心理）产生显著影响。

　农户收入的决定因素与家庭劳动力、农业经营规模、劳动生产率存在密切关联[30] 。家庭农场代表着中国农业先进的生产力，可以通过改变经营行为激发农村发展活力[31] ，促使农村家庭内部的劳动力资源得以重新配置[32] ，随着经营规模的逐渐递增，农场主能够通过享有生产技术、市场信息和供给者议价优势，持续有效压缩农业的生产成本[33] ，提高农场主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